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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第一种危险,从本世纪中期以后实际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这三个国家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惟一的可能是发生了人口统计方面的缓慢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也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有参照,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完全可以避免,也会尽力加以避免;而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的其它同样严重的失调,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满的意见不可能有表达的方式。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解决(见第三章),持久战还有助于把公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因而,从现在的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惟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等级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新的能干、有权力欲,又没有充分施展的集团;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紧随其后的范围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
一个人即使不熟悉情况,也能从这种背景中推断出大洋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的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三部分人的组成资格不是出于世袭,理论上核心党的后代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一个人十六岁的时候,要参加考试,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部分。无论种族的歧视或者地方的优势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粹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多半从该地居民中选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它名义上的首脑人在何处谁也不知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混合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它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由于血统,而是由于共同地坚持某种学说。确实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分层,而且是很严格的分层,它依照的乍看起来是一种世袭的标准。不同团体之间的流动,较之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党的两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核心党内优柔寡断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围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从而消除他们的威胁。在实践当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中心的那些人,只要思想警察把他们标识出来,然后再把他们消灭。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完全乐意从无产阶级那一级中招募一整代新的领导人。这一点,即党不是一个世袭的机构,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上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某一套世界观,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以贯之,由死人强加给活人。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谁在行使权力倒无关紧要,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激情、心态,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色彩,防止当前社会的真正本质为人察觉。实际的反抗,或者任何反抗的预谋,目前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丝毫不足为虑,就他们自己而论,他们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没有能力去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他们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但既然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无论群众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最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不能容忍。
党员的一生,从生到死一直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人。无论他身在哪里,是睡是卧,是工作还是休息,是在浴室或者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对此一无所知。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全部受到怀疑的审视。姑且不说什么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些微的乖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动向。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对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的扫荡。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他必须持有的许多信念、态度,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而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想),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的、以犯罪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个人的感情,他的狂热也不应当有任何的松弛。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的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仪式一类的安排加以消解;而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它是指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防御性的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