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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0年，托翁就开始创作剧本《光在黑暗中发光》，剧中主人公在信仰发生变化后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严重冲突，长期内心不安、痛苦，实际是他自己的写照。但这部剧本却一直没有写完，只有一些片断，因为他找不到解决矛盾和痛苦的办法。对托翁充满敬佩的茨威格认为“把托尔斯泰自己的这个结局作为他那部悲剧片断的尾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以托翁的出走、去世为题材，写了剧本《逃向苍天》，“试图以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与文献的态度把这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写出来”。他申明，自己的这番努力并非要完成托氏的剧本，“而仅仅是想为他那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和未解决的冲突写出一个独立成篇的尾声，唯一的目的是要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悲壮的结局”。
在这出话剧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剧中的“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以许多残酷的事实说明沙皇专制政权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因此责备他要人民宽容忍让、用爱感化专制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表示“要仇恨一切给人类造成不公正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也会把他像一条疯狗似的打倒在地”。而托翁则表示：“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即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反对。”“即便是罪人，也还是我的兄弟。”“大学生”斩钉截铁地说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托翁则尖锐反驳说：“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再产生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他永存下去。”对此诘问，“大学生”无言以对，但却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最终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悲壮一幕。
揆诸人类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
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越它。”
被革命所捕获
■ 丁国强
革命者不仅是一个时代符号，是集体声音的传递者，而且也往往是一个具有强烈欲求和怪异性格的人。创伤记忆与病态心理对于革命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选择发生着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精神秘密。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卢梭、列夫·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劳伦斯、甘地、马克思、孙中山、格瓦拉等革命者的深层心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施虐——受虐倾向是革命人格中的根本特征，布兰察德不厌其烦地用这一理论来论证革命者的苦行、禁欲、道德激情、救世冲动和殉道精神。其分析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许多结论也有失偏颇，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审视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革命者是现实秩序的反叛者，也是内心冲突的承受者。革命者的成败、荣辱化作云烟之后，其浪漫气质和人格魅力却作为一种审美元素沉淀了下来。庸人坚信，革命者身上正是由于有一种神力或魔力缠附着，才这般坚韧、孤注一掷，而且在绝望中重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健康理性的养成需要一个宽松敞亮的环境，而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无疑是奢侈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周围环境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险恶极为敏感，从而产生了为沉默者、卑微者代言的冲动。革命者比庸众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狱的存在。但是，诅咒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们反而在残酷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受难心理同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看到，革命者极端人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一种潜在威胁，在公共人格缺失的情况下，革命者以单数的形式发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弥补了时代的一种需要。这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胜利，也是“超我”的实现。革命者对主流道德的拒绝和背叛，虽然招惹了既得利益者的愤恨和攻击，但却无意之中给“沉默的大多数”以希望。他们在为人们解开道德束缚的同时，也获取了庸众对其确立新道德标准的期待和依赖。这样一来，革命者在捣毁旧信仰的时候，就背负着塑造新信仰、表树新权威的重任，这是对革命者的一种无形的心理放纵。“主人道德”是和“奴隶道德”相呼应的，过分的强力期待会促使革命者陷入暴力崇拜之中。布兰察德发现，革命者的施虐恰恰来自心底里的受虐创伤记忆。作为一种补偿或替代，他们会无比放肆地执行自己的意志，而将政治权力的破坏力推倒极致。即使是在不掌握真理的情况下，居然也能够疯狂地杀人！
精神能力的过度释放让革命者兴奋刺激，也令其疲惫不堪。癫狂本身就是一种挫伤。这一伤口的疗救和恢复只有通过“受虐”来实现。在卢梭、托尔斯泰、甘地等人身上我们都会发现惊人的忍受力，他们不停地退让、屈服，甚至主动去寻找挫折，寻找失败。他们不但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感，而且也在压抑和困窘中积累了爆发的能量，为其成为英勇的反叛者创造了条件。用这种方式来分析革命者的苦难情结也许可以解释革命者在胜利和权力面前的迟疑和徘徊。他们常常用规避权力的方法来延长反对者的角色。这就给革命增添了几分非功利的审美色彩。对革命和动荡的痴迷实质上是对人民幸福这一革命目的的逆反。
革命者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享受着其乐无穷，可是大多数人则希望尽快结束混乱，过上平和安静的日常生活。然而，革命者却很难从惯性中停止下来，在崇高目标下保持革命姿态，于外在道德和内心欲望都似乎是有益的。一旦革命形象成为革命者的美学理想，革命就会泛化和游戏化。成功和胜利并不能消解根深蒂固的革命情结。有些人渴望回到起义造反的旧时光，有些人企图保持野外那种艰难困顿的革命境界，还有的不断增长着一种不合时宜的警惕性和唤起群众觉醒的冲动。在革命范式的困缚下，革命者成为不能停息的远行者。革命则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轰鸣着，咆哮着，个人的力量在它的面前显得无比渺小。
革命者的童年记忆和早年经历，被心理学家津津乐道。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为了生存所付出的精神代价是难以磨灭的，所遭受的鄙视、侮辱、嘲笑和绝望像种子一样埋藏在内心之中，直至有一天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开出“恶之花”。革命者大都是被扭曲的天才。劳伦斯故意将自己置身于生命的危险之中，晚年的托尔斯泰执意要从舒适的环境中出走，卢梭一生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窘境之中，孙中山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失败者。这种回归险恶的选择源于内心中的原型记忆。对“原我”的忠实造成了自我的分裂。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行，不仅要靠历史环境支持，而且也与个体的精神状况密不可分。青年毛泽东说：“吾人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解决不合理现实的一种工具而已，但是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是一种信仰，是生命本身。他们认同受压迫者，主动加入受难者的队伍，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无法接受被革命所抛弃的命运或结局。即使是革命作为一个社会目标宣告结束，他们却依然倔强地固守着对革命的个人想象和幻觉，从而造成了革命与人生的双重悲剧：
革命者在个人德行上极端苛刻。他们非常憎恶存在于自身的人性缺陷，实施了超乎常人的自我折磨。这给他们带来了广泛的道德声名，但是，与政治道德相伴随的往往是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卢森堡说：“恐怖恰恰是败坏道德的。”（《论俄国革命》）革命的残酷、血腥和无序使得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变得不可能，这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