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士塔》），老三届（《老三届》），张先生（《酒公墓》）等，他总是指引读者也要注意到权力对文化的亲和，文人相互倾轧的可恶，灾难开启的文化创造。这也是真实，另一种真实，一如《借我一生》中的真实。这样看来，《借我一生》与此前的《文化苦旅》等是一种同样的历史呈现，一样的文脉，同一种理性。
不过，余先生在《借我一生》中，用苦难遮蔽依附，用没做坏事来回避“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更深的原因是《文化苦旅》等书中揭示的历史上的文化苦难，是权力对文化的束缚，是专制对文化的削足适履，尚不能说是彻底的反文化，而“文革”则是近在眼前的文化灾难，彻彻底底的以革命的名义反文化。《借我一生》中担承文化道义发扬斯文一脉造神运动的内在逻辑，很自然地要求他与“反文化”脱离得一干二净，而认错则意味着承认背叛。近乎狂热的梦想，传说中的期待与自我期许，写作与出镜的种种成功遮蔽了真实，筛选出了《借我一生》的真实。
“文革”的灾难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但过去不等于消失，创伤不但永留在人们心底时时作痛，还固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人们已被它改变：简单举例，《借我一生》中的“金牙齿”便是典型的“文革”叙事模式，“文革”文艺典型的恶人符号；余先生视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一言以蔽之“大批判”，这也是只有·文革”才能形成的反应模式。余先生将讲述议论他“文革”表现的举动，视同“文革”中的揭发与诬陷，反应之激烈，那种义正词严正气凛然，那种对别人哪怕是指出自己半点瑕疵都要做的坚决澄清，这也是只有强调阶级对立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面对揭发才有的心理压力下的反应。
文化散文，集体性的回光返照
余先生对自己的“文革”经历也有个评价的底线：“也是胆怯的，无奈的，高尚谈不上。挨饿，也没有和他们斗争。坏事肯定不做”。他虽“没有讲批评者就是盗版者”，但他肯定“某些盗版者与批评者有联系”，他告诉读者“北京的记者透露，有一段时间，凡是发表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以拿到三倍的高稿费。而且有关的人告诉我，这些人防止我去追查盗版，首先在名誉上、情绪上把你弄坏，把你搞臭”。这种揭发，置对手于死地的反击方式也是“文革”式的，但用的是符合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国情的于弹。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是余先生这一批新时期文化思想精英们的神圣岁月。走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光辉岁月，他们都已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级宣传文化广电出版机关，各类大学科研机构，各种学术文艺出版团体协会摆着他们的位子。即使像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人“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的余先生，依然有学术教育与传媒上的霸权，时髦的说法是有话语霸权。只有对于权力，批评才是在破坏。这一批人从九十年代起，以余先生为代表，纷纷写起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宋，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在行使自己掌握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从历史逻辑看，这又是他们进入更年期的焦躁唠叨，甚至是集体性的回光返照，也可称作是集体谢幕表演。他们的学术成果文化创造，基本上只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还是举余先生为例，他正在修订的四卷本学术文集，也就是四本书《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余先生自己说“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花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余先生可真是同辈一个典型。
新时期的思想文化起步于对“文革”的反思否定，他们的创造性也就是他们的批判性，当他们逐步取得权力，批判性彻底丧失，经不得也就容不得别人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生命力也就丧失了。他们推崇文化，将文化神圣，成为唯一的神唯一的主。他们是文化人，文化神化，他们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文化人对权力的追逐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并不像猫要把辣椒涂在屁股上才去舔。文明社会，权力需要文化，对文人有吸力，文人更有拥有权力的野心，会排除万难贴上去。在《借我一生》中，便有这种顺应潮流，贴得上去的显摆。十九世纪后期，余先生的曾祖勇敢闯荡上海，赶上了殖民带来的商机，贴上了。新的社会变动前夕，余先生的姑母“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也贴上了。而在“文革”、“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等时期，余先生自己贴上了。“贴上去”正是当代思想文化，在新时期短暂的繁荣之后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
秋雨其人，秋雨其文
本文的写作，一直伴随着笔者对自己的追问，是不是过于峻刻。笔者可以声明的一是自己与盗版者的联系仅限于买了一两本盗版书，其中有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二是没有想对余先生好而不得，转而攻忤余先生。三是投有三倍的稿酬等着，能否发表还未可知。四是认为乡愿似贼。我赞同《借我一生》中一些“文革”当事人的观点：余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作家（理论家）我们国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有能够将历史清晰的语言与理性，还有人性的温暖，是一个够分量值得批评的文化人。等而下之甚至不入流的，借着文化的名义神气活现欺世盗名的学者文人又何止成千上万。就像我们看得到说得着奥运会上的金牌与失败，而更多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之外。上戏“是正局（厅）级单位，当年与我一起开会的干部，后来有很多担任了国家领导人”，而余先生辞职了，毅然决然地断了自己的仕途，令人钦佩。我们依然期待着他更多的新的学术与文学成果。
名利者天下公器，骤得暴有，自然物议及身，秋风秋雨，在所难免。余先生对于“文革”这一段，对于遭到的批评，其实蛮可以学学余先生曾经称引过其诗，最近仍表示敬佩的余姓诗人的做法。近年在余光中热中，有人翻拣故事，指出其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对文坛论争对手陈映真等罗列联共等罪名，私下或公开告密。对此，余先生（光中）表示有话讲要澄清，却一直光打雷不下雨，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俗话说；屎不挑不臭。说得好。
庾信文章老更成
■ 周 瑾
余敦康先生是著名哲学史家，在易学和玄学两个领域的研究，以功夫深见识高而为学界所重。创办《原道》的陈明，亦出自先生门下。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长者，是在今年春节前的什刹海湘莱馆岳麓山庄。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陈明在老师面前没个学生样，争到激动处，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拍桌子捋袖子。余先生则稳坐一旁，大口吸烟，不为所动，关键之际沉喝一声“陈明”，然后一二三举出几条反面论据。弟子不服，又跳将起来……对陈明，余先生可说是许其识、嘉其气而恨其懒、笑其狂。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他总是说自己老了，这辈子一事无成，但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却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余先生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淡然一笑，“没关系”。“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那变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一首著名的歌：“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这样一种悲慨从容，刚健沉着的后面应该是自信与担当。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