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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需要进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因为国有企业干得好，甚至比民营企业还要出色。有位经济学家发现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国内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为4．1％，而香港家族企业为4．3％。但是，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为1．13倍，而香港家族民营企业则是0．97倍。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劲。
这是一个典型的财务分析准确，但结论错误的例子。因为在香港上市的都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它们在资源垄断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很多属于超额垄断利润。和国内其他国有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即使不进行上市重组，仍然能够继续获得超额利润。因此，试图通过对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财务分析，来找出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提高运营效率展开思路的。从上个世纪的两权分离改革，到正在推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都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但是，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当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出资者逐渐变为个人或者民营企业的时候，这样的改革路径是否正确？在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一些学者看到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港台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此消彼长，看到了个别国有企业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没有看到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因此，这些学者提出了暂停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建议，甚至认为这样的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看到了民营企业的强劲活力，看到了国有企业积重难返，从而建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应当走民营化的道路：在这些学者的视野里，只有抽象的数字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却没有看到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操作问题和价值判断困境，没有看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孤立无助的目光，没有看到改革制度设计中所面临的复杂的利益取舍。他们认准了私有化一条道路，并且希望通过将国有资产量化给少数优秀的企业家来实现整个社会财富总量的继续增长。在他们看来，公平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可以通过动态的总量增长加以解决，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要将优秀的国有企业出售或者赠与企业家，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说实证分析经济学家看到了个别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出了“大而无当”的结论的话，那么，某些理论经济学家的所谓改革理论则缺乏最起码的学术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总量总是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简单地将国有企业改变为私营企业，虽然可以调动一部分企业家的积极性。但是，对于国有企业的原始出资人来说则是一种公开的掠夺。即使道德良心让企业家继续雇用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实实在在的财产的他们，获得的也只是以合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作机会。以财产所有权换取劳动债权，这样的改革确实值得人们反省。所以，当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产权改革阶段时，纯粹的实证分析就有了某种局限性，我们必须引入更多的变量，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作出价值判断。
我国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受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科斯的影响，在分析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候，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假定。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对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概括并不困难。因为科斯的追随者早已经在中国对其理论进行了普及化宣传。比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在于，企业的掌管人在使用国有资源的时候，不会像使用自己的资金那样小心谨慎。然而，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我们不能对科斯的产权理论断章取义。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产权究竟属于国家还是个人并不特别重要，譬如广州白天鹅宾馆产权收归国家之后，经营的效率并没有下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产权能否转让给个人，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保护不具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因此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卖掉国有企业更加糟糕。一些经济学家的内心深处，早已经对国有企业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将国有企业尽快变为私有企业的问题，而不是国有企业能否搞好的问题。在这样带有先验性结论的前提下争论，确实有一些“鸡同鸭讲”的感觉。
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让产权人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现有的宪法体制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公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最基本的制度。因此，在涉及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人民代表的参与必不可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决定一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往往是政府的某个部门或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这种状况在理论上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如果简单地用效率最大化来表述这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合理性，那么，强盗的抢劫也是合理的。我认为，讨论国有企业是否需要进行产权改革，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由谁来决定国有企业产权的命运？从西方国家产权交易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来看，契约自由首先就包括是否订立契约的自由，以及和
谁订立契约的自由。
在现实生活中，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逐渐变成了向国有企业管理人转让。这种“管理层收购”模式并非为中国所独创。但是，“管理层收购”在中国遇到了体制上的重大障碍。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在没有征得全民同意的情况下，只是与政府主管部门达成协议，并且报请上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就取得了国有企业的产权。这样的产权改革在法律逻辑上是错误的。
从程序上来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国有资产转让规则。2004年8月25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更进一步重申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资委的规定，通过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案例并不多。从法律上来看，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我国在进行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设计时，将国有企业内部关系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和英美法国家的信托关系不同，作为委托人的国有产权人，必须对上一个委托人负责。这种层层设置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监管成本，而且在面临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这样重大问题时，很容易在代理人之间形成内部交易，损害被代理人的合法利益。简单地说，当国有企业负责人想要把国有企业产权变为个人产权时，他不需要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而只需要和上一个国有企业产权代理人达成协议即可。因此，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腐败现象。政府有关主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负责人往往会成为行贿受贿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操作制度多么的精细，都无法避免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我国当前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的最根本问题。
从技术操作层面来判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正确与否是容易的，但由于在代理人之间经常性地发生权钱交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始终存在着大量的争议。公开透明固然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如果国有企业的职工压根儿不认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或者不愿意解除与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劳动关系，那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切方案都将会引起不满。因此，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引入谈判机制，在法律平台上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绝大部分公民能够认可的改革方案，是今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唯一出路。
制度不是万能的，就像我们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制定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规则，仍然会引起众多非议一样；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不能在公众广泛参与下制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