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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理解水平，恐怕连郑先生自己也不会同意对他这样的“追捧”。如果我们非要以为知识分子多读了几本书且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言”与“参与”，就必然会在所有方面都高出凡人一等，那更是一种十足的迷信。
毛泽东当年曾经号召“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果然，现在的知识分子比从前更关注公共事务并且愿意对公共事务发言了，那又如何呢？千万不能像居委会大姆——大妈们之所以容易受居民爱戴，不是由于她们比一般居民懂得更多，而是由于即使不无让人生厌之烦，人们毕竟不能无视她们的古道热心肠。
所以，让我们首先向那些满腔热情地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们致敬，然后冷静冷静，权且把他们的教训当作建议之一种，先回来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在分工如此细密的现代社会，在大多数领域，要想听到一点管用的真知灼见，都要依赖经过专门训练的具备专业素养的学者，要有这个领域内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不能仅仅依赖业余时间对此略感兴趣而玩票的外行。梁思成早在五十多年前就提出要保护北京旧城，是由于他在建筑学方面的积年研究；黄万里之所以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是由于他是一位资深的水利专家。就连陈寅恪那句被当代人当作格言般引用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是值得追寻的社会理想，究其本意，原是为“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因此，按照知识分子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主导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大抵只是一场闹剧，即使是善意的闹剧也罢。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必须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专家，然后才有资格对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公共事务发言并且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专业见解。没有“知识”，如何“公共”？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向社会证明他具有超乎一般公众的智商与能力时，他在某个专业领域内的成就，固然是对其进行验证的重要指标，但即使他的智商与能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指斥天下。退一步说，针对重大的公共事务（比如面对极权、战争及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的抗争）每个人当然都可以且应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道德立场，但是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立场时，并不能等同于表达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就像声称能够提供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的，多数只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的江湖郎中，面对所有公共事务都要充内行甚至扮演专家角色的“知识分子”，恐怕多数也与之类似。我们常在大众媒体上看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任何领域都在寻找机会，以导师的口吻教训芸芸众生，有时甚至毫不避讳地集体出动有如一个好为人师的兴趣小组，然而这样的万金油，往往在任何专业领域内都不足称道，因此他们的见解充其量只能及于“学术票友”的水平；如同王朔所说，无知者无畏，在很多场合，恰恰由于他们不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专家，因此更加急于和敢于在任何公共事务领域发表言论，于是，追求“公共”成为缺乏“专业’’的遁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简直就成了“业余知识分子”的雅号。可叹这类因为不具有任何专业“知识”而只剩下他们对“公共”事务票友般的盎然兴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出现在《南方人物周刊》的50人之大名单里。
我们也不能将勇气和胆量当作公共知识分子的指标。无论是对《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赞扬还是批评，都涉及到对这一举动勇气层面的评价，假如我们不幸处于言路不够开阔的时间与空间，面对某些公共事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确实需要对个人风险的某种程度上的担当；因此，我们有十二分的理由为这个时代仍然拥有一部分能够勇敢地面对某些敏感公共事务大胆发言的知识分子而感到骄傲，给予他们非常的尊敬，将他们奉为知识分子乃至公众的楷模，这样的知识分子在50名中当然有不少。但矫正社会不良风气、推动历史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决不止于勇气和胆量。多数情况下，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领域更需要的是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建设性的方略与对策，而不是“职业反对派”冲动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缘于一百年来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是那些徒具浪漫主义气质而缺乏专业素养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以其勇气与胆量自诩，同时却粗暴地拒斥专业知识分子理性的金玉良言。历史的教训，又有多少人会去记取？
诚然，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谅解那些在自己全然外行的公共事务领域放言高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浅薄的媒体，埋怨这些媒体为了达到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成天只盯着很少几位在江湖上行走的名家，甚至胁持他们去公开谈论他们自己本不擅长的话题；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在公共领域说了露怯的话的专家学者，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愿意在他们其实很无知的领域内发一些票友水平的牢骚，他们只是被媒体利用和绑架了。但即使这样，我们至少有权要求知识分子们有起码的自重，不要因为经常客串于非专业领域而自我陶醉，要求他们至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场合，只能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发言。
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而且必须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精华之一，是“稷下之学，不治而议论”的真谛。但再说一遍，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假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放言的勇气，未见得真能于国家及社会有以补益；与其以有其用之身，做此无益之事，还不如退回书斋。
“自我神话”的个案
■ 黄 波
有人从这次“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看到了“二桃杀三士”的玄机，后来果然有沸反盈天的争吵。不论相关的争执是多么义正辞严还是完全意气用事，都证明了久违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重新被记忆，证明“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太让人讨厌的头衔，尽管方舟子声称要辞掉这一桂冠。实际上方舟子也并不是对这一称号不满，只不过是不愿与另＝些人同榜而已。
如果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这次评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以上说到的这些：它炒热了一个概念，而这对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观自我是有益的。
当然作为一个排行榜，它有先天的容易让人非议的地方，比如“谁上谁不上”就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可以说道说道的话题，可因为这是所有的排行榜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争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相形之下，和别的评选比，从公共知识分子榜出台的过程看，这次评选的操作显得很不专业，这也许更值得注意。谁来策划谁在评选？有无候选人？—个刊物自说自话就弄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看到了结果，即名单，而名单出台的过程却远未公开。如是种种，使这次评选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小圈子的自怡自乐，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它在推荐徐友渔上榜的理由时说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一目了然就是一例，而王朔和金庸的上榜简直就是在消解策划者自定的标准。王朔和金庸的影响力当然无人怀疑的，可是这两位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恕我眼拙实在没看出来，也许策划者推举金庸时心里想的是金大侠的《明报》和政论吧，但那些东西的影响只能说限于香港一隅的。
说了老半天，其实还是枝节问题。现在我想抛开是非，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从“公共知识分子”评选这一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鼓噪中，我感觉有一种不良的气味，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有了自我臌胀自我神化的迹象。争当传媒宠儿，重视话语权的掌握，也许不是坏事，但如果无视于当下的现实，误把小圈子的捧抬当成了话语权的奠定，那肯定是于自己的前进有碍的。现在还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唱高调的时候。而影响中国云云分明就是一种高调，试问一下，到底是吴敬琏型的经济学家还是厉以宁型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