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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旋，开始疏离清政府；第二次则是在1928前后，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和上海作为租界的繁荣，而导致大批北京作家南迁，各地文化人像候鸟一样向上海归趋，由此使上海取代北平而跃升为文化中心；第三次则在抗日兴起，以京津高校组合为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关山万里西徙南迁，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度西移。每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迁移，就带来当时的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变化。对于出版业而言，第一次间接导致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第二次则使以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语丝》和《现代评论》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出版社离开北平，使上海的新书业获致勃兴的大好机遇；而第三次知识分子的西徙南迁，则使重庆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出版单位之多，出版书刊之多，占全国首位”（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册，第312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给偏居一隅的文通书局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也使西南一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感应时势，在战火之中呈现出勃勃生气。
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迁都重庆，以作陪都。西南一地的经济发展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国民政府组织的内迁使地方经济呈现出中央化的发展格局。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南下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高校等单位及人员。而作为陪都南大门与交通枢纽的贵阳，也吸引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据《文通》一书引述，抗战时期内迁贵州的大学有国立浙江大学（遵义）、私立上海大夏大学（贵阳）、国立湘雅医学院（贵阳）、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福泉）、私立浙江之江大学工学院（贵阳花溪）、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镇宁）、国立广西大学（榕江）、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福泉）、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乡镇学校（惠水）等；陆军大学（遵义）等十三所军事学校；国立第十四中学等十八所中学。而贵州新增高校有国立贵阳医学院（1938）、国立贵阳师范学院（1941）等。大量文化团体、大中学校的迁入，使贵州迎来了一批饮誉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及文化名人。据统计，当时贵州共有正副教授近三百人，其中包括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贝时璋、夏元瑮、苏步青、张孝骞、梅光迪、丰子恺、贺麟、马宗荣、李宗恩、谢六逸、张其昀、翦伯赞等名家；共有知名文化人士二百余人，其中如茅盾、巴金、闻一多、郭沫若、田汉、关山月、徐铸成、萧乾、廖沫沙、张恨水、马思聪、叶浅予等人。连英国学者李约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也来贵州访问。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书局与报业纷纷内迁重庆，到贵阳设立分局与分销处。贵阳呈现出战时繁荣的局面，吸纳了西南地区战时最高的知识群体。正如作者在《文通》一书中所分析的：“这个庞大的融教学科研、发明创造、写作创作于一体的知识群，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审时度势的华问渠决定利用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与贵州的机会，改变文通因“交通多阻，人才缺乏”（《文通书局增设编辑部的动机及其计划》）而未能实现初旨的局面，在1941年6月策划建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文通提升为一个集编辑、出版、营销三位一体的文化出版企业集团。他聘请返乡的贵州籍学人、著名教育家、教育部主任秘书、社会教育司司长马宗荣和著名文学家、新闻学家、大夏大学文学院长谢六逸分别任编辑所正、副所长。在这两位有办事之才的学人擘划下，编辑所聘请了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夏元琛、陈建功、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达112名全国名家英才为编审委员，他们的领域涉及文、哲、历、法、经济、医、图书管理、心理、教育、国际关系、社会、物、化、数、土木建筑、农林、医药卫生、新闻出版、政界等多个领域。编审委员会的成立，既保证了书稿的来源，又保证了书稿和编审的质量。文通编辑所将其编辑出版方针定位为：“在阐扬三民主义，介绍专门学术，并求学术之社会化，全民化，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建国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兼负整理流通地方文献之责任。”选题计划则包括六大方面：民众读物；中小学生辅导图书；大学丛书；各种字典辞典等工具书；贵州乡土文献及边疆民俗图书；其他时论著述及新思潮图书。据《文通》一书作者统计，文通在此时期编辑出版发行的丛书、丛刊、文库和名著达35类计292种，如《莎士比亚全集》12种、《大学丛书》35种、《经世社丛书》7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创办了面向全国、承担着“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沟通的机关”之作用的综合性刊物《文讯》杂志；在1943年参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承担一部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任务——这真正标志着文通从贵州走向全国。由原先单一出版发行贵州地方文献、私家著述等，“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的地方性出版印刷单位，变为“一个面向全国，编辑出版发行文、史、哲、经、教、理、工、农、商、法图书，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图书，以及贵州地方乡土文献的出版单位”；“是一个从编辑出版专业学术著作与一般群众通俗用书并重，力求学术的社会化、全民化，以增进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阐扬民族固有道德，灌输现代知识为己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全国性的编辑出版企业”。
文通在抗战时期取得的辉煌成绩充分说明，除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性的要素还在于人。主事者的远见卓识与经营能力，足以使一个平常居于普通地位的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甚至在总体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单项异军突起。这正如何长风在《贵阳文通书局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启示》一文中所论：“在贵州创办、经营、发展企业，首先要根据贵州的情况，把握全国的态势，看准企业发展的前景和方向。更要注重企业对贵州、对全国、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但好景不长，西南的经济很快就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衰退状态。衰退主要分为两阶段，其一是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至1943年，由于内迁大潮平息，西南国际交通线被迫中断，经济发展的有限性如资金不足、市场有限等局限开始凸显；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大量企业回迁东南，因此导致西南经济大起大落，影响深远。这种起伏，充分说明西南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并不具备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也说明近代化是不能完全靠简单的短期移植达成的。（参见王瑞成《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西南师大学报》2000牟第3期）与此相似的是抗战前后的西南一地的文化发展，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无可逆转的变化。抗战胜利．绝大多数文人学者在“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心绪中东归，西南一地的文化兴盛气氛迅速回落沉寂，而新闻出版业的重心重归东南，以上海为中心的京沪杭地区再度成为全国出版中心。这种变化，使文通的发展开始面临着日甚一日的困难：以其核心刊物《文讯》为例，与此前数年刊物开本不断放大、版面不断增加的情形相对照，1945年后的《文讯》已经感觉到勉力维艰。首先是稿荒，“许多作家们忙着搬家，新的写作在后方很不容易得到了。已交来的作品在发表后，也常常找不到作家的新通信处，无法把本刊交到作家手中”；其次是印刷困难，“拖，拖，拖，从十天半月以至三十天五十天地拖。后来我们没有法子，还是分几期拿到贵阳去印”。华问渠决定到上海、广州、长沙设立分局；编辑所也为配合继任所长顾颉刚、副所长白寿彝的工作方便，一再从贵阳迁至重庆而再至昆明而又至苏州，最后又因《文讯》交由臧克家主编而将编辑所移至上海，可谓步步紧随回迁的脚步。臧克家在《写在卷首》中说：“在炮火连天，经济险象日益加深的今天，入口的纸额受到了限制，排字印刷装订的工价，一天比一天地高涨，寄递的费用有时比印刷的成本还多，写作发表的自由时时在受着威胁，可能的读者群时时为更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