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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化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它的史前时代完全处于古巴比伦文明的地域内，而此地域两千年以来一直是连绵不断的征服者的掠夺之地。它的“墨洛温时代”是由一个小波斯氏族的专政所表现的，这个氏族像东哥特人一样原始，它两百余年的统治很少遭到挑战，而这一统治赖以确立的基础，则是一个极度疲惫的费拉世界。但是，从公元前300年起，在位于西奈（Sinai）半岛和札格洛斯（Zagros）山脉之间的说阿拉米语的年轻民族中，开始出现并散布一种伟大的觉醒。正如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和萨克森诸帝时代一样，一种新的人神关系、一种全新的世界感，渗透到当时流行的一切宗教中——不论这些宗教是冠以阿胡拉玛兹达的名称、巴力（Baal）的名称，还是耶和华的名称——并在各地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创造之风。但是，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其顿人到来了——来得恰逢其时，故而其中若有某种内在联系，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波斯的力量是建立在一些精神的律则上的，而那已经消失的正是这些律则。对巴比伦来说，这些马其顿人的出现，和其他的冒险家一样，不过是又一群蜂拥而来的冒险家而已。他们把一层薄薄的古典文明远布到土耳其斯坦和印度的大地上。“狄阿多西”（Diadochi）各王国本来是可以不知不觉地变成具有前阿拉伯精神的国家的——事实上，塞琉西帝国在公元前200年已是这样一个国家了，其在地理上和说阿拉米语的区域实际上是一致的。但从匹特那（Pydna）战役起，它的西部就越来越多地并入了古典帝国，终至屈服在罗马精神的强大影响之下，而这一精神之重心，却在一个遥远的区域。这就为假晶现象作好了准备。
从地理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看，麻葛文化就处在各高级文化的正中心——无论在空间方面还是在时间方面，它都是唯一与所有其他文化发生了实际接触的文化。因此，在我们的世界图象中，它的整体历史结构就完全有赖于我们能认清那被外在躯壳所扭曲的真正内在形式。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还未能认识到的，个中的缘由，既有神学上的偏见，亦有语言学上的偏见，尤其要归于近代研究过于专业化的倾向不合理地把西方研究细分为许多个别的分支——每一分支不仅在取材上和方法上，而且在思维方式上，皆与其他分支泾渭分明——因而使得人们对重大问题反倒看不见了。在此一情形中，专业化的后果也许比在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一般的历史学家，只呆在古典语文学的领域内，把古典的语言边界当作他们的东方视界；因此，他们完全不能察知那边界的两方——在精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两方——深刻而统一的发展。结果就出现了以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使用来排列和划分的“古代”、“中古”和“近代”的历史透视。对于研究古代语言及其“文本”的专家来说，阿克苏姆（Axum）、示巴（Saba）、甚至萨珊王朝的领域，都是不可究问的，因而在“历史”上它们几乎全都不存在。文学研究者（语文学家也一样）把语言的精神和作品的精神混淆在一起。阿拉米语区域的作品，如果恰巧是用希腊文写的，甚至仅是用希腊文保存下来的，他就把它们列入他的“晚期希腊文学”中，并把这种文学归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而用其他语言写出的同一渊源的作品则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但也要以同样人为的方法将其归入其他种类的文学中。可是在此，有最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一种文学的历史和一种语言的历史从来不是吻合的。实际上，麻葛民族的文学在此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它的精神只有一个，却是用好几种语言——其中也有古典语言——写成的。因为麻葛型的民族是没有母语的。世上有塔木德的、摩尼教的、聂斯脱利派的、犹太的民族文学，甚至有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民族文学，但是没有希腊化的或希伯来的民族文学。
再说神学研究，其领域是按照西欧的各种不同教派而拆解细分的，因此，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语言学”分界对基督教神学也是有效的，且还在发挥效力。波斯世界归伊朗语言学的研究者去研究，因而，《阿维斯塔》的经文，虽然不是用雅利安方言写的，但却是用雅利安方言传播的，因此它们当中的重大问题应被视作“印度学”学者的工作的一个小小旁支，而根本不见于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之内。最后，由于希伯来语言学被限定为是旧约研究中的一个专科，因此，塔木德犹太教的历史不但从未得到单独的研究，而且在我所熟知的所有主要的宗教史中，已把它完全忘却了，而这些宗教史，却有篇幅论及每一个印度教派（因为民俗学也被列为一个专科），甚至还会论及每一个原始的黑人宗教。这就是今天的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最重大任务在学术上的准备情形。
二
帝国时期的罗马世界对于自己的境况怀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后来的作家却总是抱怨非洲、西班牙、高卢，尤其是作为母国的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口减少与精神空虚。但是，那些属于麻葛世界的行省在这类怨声载道的检视中常常被排除在外。尤其是叙利亚，人口十分稠密，并且和安息人的美索不达米亚一样，血气与精神是很旺盛的。
年轻的东方的优势是人人都感觉得到的，而且迟早也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从这样一种观点去考察那历史之场景，我们就能看到：在马略和苏拉、恺撒和庞培、安东尼和屋大维（Octavian）的史诗和虚饰背后，这个东方正日趋紧张地挣扎着想要摆脱历史地趋于灭亡的西方；费拉世界正在觉醒中。罗马首都迁移到拜占廷即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戴克里先曾选定尼科德米亚（Nicodemia），恺撒考虑过亚历山大里亚或特洛伊。安条克（Antioch）本来是比任何地点都更好的选择。但是事情晚了三个世纪，而这三个世纪正是麻葛的青春时代带有决定性的时期。
假晶现象是从亚克兴战役开始的；在这次战役里，本应是安东尼获胜。这不是罗马与希腊之间用来解决争端的斗争——那种斗争在坎尼和扎马（Zama）战役中就已经解决了，在那一斗争中，汉尼拔的悲剧在于他不是为他的祖国而战，而是为希腊文化而战。而在亚克兴战役时期，是尚未诞生的阿拉伯文化对抗那已经衰老的古典文明的时期；争端之焦点在于是要元首政治，还是要哈里发政治。如果安东尼胜利，则能使麻葛心灵获得解放；可他的失败却使麻葛的土地上蒙上了罗马帝国的铁幕统治。在西方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公元732年图尔（Tours）和普瓦提埃（Poitiers）之战。如果当时阿拉伯人打胜了，把“法兰克斯坦”变成了东北方的一个哈里发辖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熟悉阿拉伯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像格拉那达（Granada）和开拉温（Kairawan）这样的大城市就会在罗亚尔河（Loire）和莱茵河上建立起来，哥特式的情感就会被迫用清真寺和阿拉伯风格的久已僵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会有日耳曼的神秘主义，而会有一种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类此的事情在阿拉伯世界确实发生了，个中缘由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叙利亚－波斯民族没有产生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这样的人物，没有产生密特拉达狄（Mithradates）或布鲁图斯（Brutus）、卡修斯（Cassius）或安东尼这样的人物联手对抗罗马。
今天，我们又在俄罗斯看到了第二次假晶现象。武功歌中的俄罗斯英雄传奇，在关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约在公元1000年）及其“圆桌”骑士团的史诗系列中，在民间英雄伊利亚·穆罗木茨（Ilya Muromyets）身上达到了顶峰。俄罗斯心灵和浮士德心灵之间的整个巨大差异，在这些英雄故事跟“同时代的”民族大迁徙时期的亚瑟王（Arthur）和厄曼锐克（Ermanarich）的英雄传说、以及以希尔德布兰德之歌（Hildebrandslied）和瓦尔特之歌（Waltharilied）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尼伯龙根英雄故事的对比中，已经显露无遗。俄罗斯的“墨洛温时代”始于伊凡三世（Ivan Ⅲ）推翻鞑靼人的统治（1480年），经过罗立克（Rurik）家族最后的几位王公及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最初的沙皇时代，直到彼得大帝（1689～1725年）。这一时期恰恰相当于从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到实际上使得加洛林王室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