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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存在凝成一体的，因此，巴罗克的国家体系具有谱系结构，而其大多数的重大危机都采取的是朝代更迭的战争形式。甚至使世界的政治组织安定了一个世纪的拿破仑的灾难性的毁灭，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冒险家胆敢用自己的血统去驱逐旧朝代的血统，而他对一种象征的攻击使得对他的抵抗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历史责任。因为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朝代命运的结果。世上之所以有一个葡萄牙民族，西班牙的美洲之所以有一个葡萄牙的巴西，皆是1095年勃艮第的亨利伯爵（Count Henry）的婚姻的结果。世上之所以有瑞士人和荷兰人，是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结果。洛林之所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而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是洛泰尔二世（Lothar Ⅱ）绝嗣的后果。
把查理曼时代的松散的原始人凝成德意志国家的是恺撒式的观念。德意志和帝国是不可分离的两个观念。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衰落意味着一个伟大的王朝被一伙小而又小的王朝所取代了；哥特类型的德意志国家甚至在巴罗克时代开始之前——就是说，当国家观念在领头的城市，如巴黎、马德里、伦敦和维也纳，被提升到更高的理智层次的时候——就已经内在地分裂了。所以，常规的历史说，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繁荣昌盛的德意志。其实不是这样的；三十年战争能够以这种不幸的形式出现，这本身就足可以证实和表明一种早已成定局的衰落——它是霍亨斯陶芬家族没落的最后结果。几乎不可能再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浮士德式的国家是朝代的单位。但因此，又一次，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家族也从罗马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当中创造了——至少是在观念上——一个意大利国家。只有帝国才有可能使他们向罗马时代伸手求救。尽管外来的势力引起了城里人的敌意，分裂了两个重要的等级，使贵族倒向了皇帝，使僧侣倒向了教皇；尽管在教皇党（Guelph）和保皇党（Ghibelline）之间的这类冲突中，贵族很快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教廷通过反王朝的城市而取得了政治上的最高权利；尽管最后只剩下一帮掠夺成性的国家——它们的“文艺复兴”式的政治与哥特式的帝国那高瞻远瞩的世界政策是相对立的，就像米兰从前反对红胡子腓特烈的意志一样——然而，一个统一的意大利（Una Italia）的理想、一个但丁曾为其牺牲他平静的生活的理想，正是伟大的德意志皇帝们的一种纯粹的王朝的创造物。文艺复兴的历史眼界是城市贵族的眼界，它把这个国家从自我实现的道路引到了想象所能及的远处。在整个巴罗克和罗可可时期，土地被降低到一种仅仅作为外来家族的权力政治的抵押品的境地。直到1800年以后，浪漫主义才兴起了，并以一种使它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强度重新唤醒了哥特式的情感。
法国民族是由它的国王们从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当中铸造出来的。1214年，在布汶战役（Bouvines）中，它终于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更重要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创造，它从既不是由言语、也不是由民族情感或传统而连结在一起的一种人口当中，产生了一个奥地利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在保卫玛利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和抗击拿破仑这两件事上有最好的证明——这是它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考验。巴罗克时代的政治史主要是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崛起的韦廷（Wettin）家族取代韦尔夫（Welf）家族便是为什么“萨克森”在800年的时候在威悉尔（Weser）河流域而现今却在易北河（Elbe）流域的原因。朝代的一系列事件，最后还有拿破仑的干涉，使巴伐利亚的一半分享了奥地利的历史，使巴伐利亚国家由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和士瓦本的大部分所组成。
西方最晚的国家是普鲁士，和罗马是古典城邦情感的最后创造物、阿拉伯是一种宗教共通感的最后产物一样，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的一种创造物。在费尔贝林战役（Fehbellin）中，这个年轻的国家获得了人们的承认；在罗斯巴哈战役（Rossbach）中，它为德国赢得了胜利。正是歌德用他对于历史转折点的准确眼光把那时新发表的《明娜·封·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描述为具有特殊的民族内涵的第一部德国诗歌。它是又一个例子，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例子，说明了西方各国是如何按朝代来界定自己的，说明了德国是如何由此而一举重新发现自己的诗歌语言的。霍亨斯陶芬统治瓦解时，德国的哥特式文学也瓦解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整个西方文学的黄金时代——里，在各个地方出现的东西再也不配称为哥特式的。但是，由于腓特烈大帝的胜利，一种新的诗词出现了。“从莱辛到黑贝尔（Hebbel）”，和从“罗斯巴哈到色当”是一样的意思。那种有意识地先是依靠法文，然后依靠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民歌，最后（在浪漫主义中）依靠武士时代的诗歌去恢复那一失去的联系的企图，至少产生了一种艺术史的独特现象，这种艺术史，虽则从没有真正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大部分都闪现了天才的光芒。
到18世纪末，这种非凡的转变终于得以完成，邦族意识力图在这一转变中把自己从朝代原则中解放出来。尤其明显的是，这种情形在英格兰早就发生了；在这一联系中，大部分的读者都会想到“大宪章”（Magna Charta）（1215年），但有些人一定会看到，在相反的方面，对国家的承认本身就包含着对它的代表的承认，这一承认赋予了王朝情感一种具有新鲜力量的深刻性和完美性，而这正是大陆的各民族还几乎全然陌生的。如果说现代英国人是（但并没有这样表现出来）世界上最保守的人类，如果结果是英国人的政治管理乃通过国家脉动的无言的和谐而不是通过直率的讨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且因此直到现在它仍是最成功的管理，那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王朝情感早早地摆脱了它在君主权力中的表现。
反之，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只是唯理主义（Rationalism）的一种胜利。它带给民族的自由远不及带给民族概念的东西多。王朝意识已经渗透进了西方种族的血液，因此之故，它也给西方种族的智性带来了苦恼。因为一个王朝代表着一个历史，它是一块土地上有血有肉的历史，而理智是无时间的和非历史的。大革命的各种观念全都是“永恒的”和“真实的”。普遍人权、自由、平等，这些都不过是字面的和抽象的，而不是事实。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称这一切是共和的，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少数人用全体的名义力图把新理想引入事实的世界的又一个例子。它变成了一种权力，但却以理想为代价，它所做的一切，只是以19世纪的理性化的爱国主义去取代旧的、被感觉到的依附；以一种文明化的民族主义去取代它，这种民族主义只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可能，在法国本身，甚至在今天，它还无意识地是王朝的；以作为王朝单位的祖国的概念来取代它，这种概念最初出现于西班牙人和普鲁士人对拿破仑的叛变，以后又出现于德国和意大利的王朝统一战争。从种族与言语、血液与理智的对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西方所特有的理想，以抵制谱系的理想——母语的理想。在这两种国家都有一些热心人士，想以共和和诗歌的连结去取代皇帝和国王观念的统一力量——这当中有一种“复归自然”的倾向，但是是历史向自然的复归。语言的斗争取代了继承权的战争，在那一斗争中，一个国家力图把它的语言及其民族性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但是，人人都会看到，甚至理性主义的国家概念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至多也只能模糊而不能取消王朝情感，就像希腊化的希腊人在精神上不能克服他的城邦意识，或一个现代犹太人不能克服民族的佥议原则一样。母语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相反，它本身乃是王朝历史的产物。若是没有卡佩家族（Capetian line），就不会有法语，而只会有一种北方的罗曼－法兰克语和南方的普罗旺斯语。意大利的书写语言则要归功于德意志的皇帝们，尤其是腓特烈二世。近代的各个国家最初乃是具有古老王朝历史的人口。但在19世纪，把国家看作一种书写语言的单位的第二种概念消灭了奥地利民族，但也许创造了美国民族。从此以后，在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