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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生活着、呼吸着、生长着，并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庙宇、教堂和宫殿以外，城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着那形式语言和在其整个生活进程中与文化相伴随的风格历史。
不用说，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不仅在原始状态下，例如非洲中部的状态，而且在文化晚期的状态下——中国、印度以及工业化的欧洲和美洲——我们发现有许多庞大的定居区，但并不能叫做城市。它们是景色的中心；它们本身并不能内在地形成一个世界。它们没有心灵。一切原始的居民全都是作为农民和土地的儿子而生活的——“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在外部的事物方面，从乡村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城市而是市场，它不过是乡村生活利益的一个汇合点而已。在这里，根本没有独自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或商人，但他的生活和思考还是一个农民。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准确地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从原始的埃及、中国或德国的一个村落——广阔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点——产生出一个城市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任何外貌上，完全有可能没有区别，但在精神上，城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此以后，乡村在它的角度将被看成是、感到是和体验为它的“郊区”，成为一种不同的和附属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两种生活，即城内的生活和城外的生活，而且，农民理解这一点和市民一样的清楚。乡村的铁匠和城里的铁匠，乡村的村长和城市的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乡土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同，其次，他们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一点也不了解。今天，一个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农民同一个西西里的农民，较之他同一个柏林的市民，要更接近些。从这个特殊的协调的时刻起，城市便出现了，不用说，每种文化的整个醒觉意识就是以这种协调为基础的。
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前文化的人面对这些类型会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与这些类型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如同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一样，日耳曼人时常定居在一直无人居住的罗马城市的城门口。在克里特，征服者在被焚毁的城市如各尔尼亚和克诺索斯的废墟上建起了村落。西方前文化的修会（Orders），如本笃会（Benedictines），尤其是克吕尼修会（Cluniacs）和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s），像骑士一样定居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则开始在早期哥特式城市中建造修院。在那里，新的心灵刚刚觉醒。但就是在那里，也还有一种柔弱的忧郁感附着在建筑上，就像附着在整个方济各艺术中一样——个人在新的、光明的、有意识的事物面前感受到一种近乎神秘的恐惧，因为那些事物还只是朦胧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人类还几乎没有胆量不再做农民；第一个以真正大都市市民的成熟的和深思熟虑的机敏去生活的是耶稣会士（Jesuits）。当统治者每年春天把他的朝廷从一个宫殿移到另一个宫殿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乡村还是绝对至上的，它还不承认城市的地位。在埃及古王国时期，人口稠密的行政中心是“白城”（孟斐斯），但法老们的住处是不断变换的，如同苏美尔人的巴比伦和加洛林帝国的情形一样。早期中国的周朝统治者从大约公元前1160年起照例把他们的朝廷设在洛阳（现在的河南府），但是，直到公元前770年——相当于我们的16世纪——这个地方才升格为永久的帝王住处。
束缚于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从来没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镇的建筑中那样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些小城镇不过是围绕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表明每一种宏伟风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这里。多立克圆柱、埃及金字塔、哥特式教堂，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们命中注定是真挚的，庞大的，是没有醒觉意识的存在。爱奥尼亚圆柱、中王国的建筑及巴罗克的建筑，则冷静地知道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是自由的、自信的，是立于地上的。在那里，由于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铺地材料也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像游牧民了，但比游牧民更狭隘、更冷漠。“才智”、“精神”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识特殊的城市形式。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宗教与科学，都逐渐地理智化了，与土地疏离了，对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伴随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的古老的旧根源在其城市的石头堆中干枯了。而那自由的才智——一个多么能表现命运的词啊！——像火焰一样出现，辉煌地升上天空，而又可怜地熄灭。
城市的心灵（2）
三
新的城市心灵说的是一种新的语言，这语言很快就和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广阔的土地及其村民受到了伤害；它不再能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难堪，变得缄默。所有真正的风格历史都是在城市里上演的。唯有城市的命运和城里人的生活经验才会以具有可见形式的逻辑诉诸于眼睛。最早的哥特式风格仍然是土地的产物，掌控着田庄及其居民和内容。但是，文艺复兴的风格只在文艺复兴的城市中风行，巴罗克风格只在巴罗克的城市中风行——更别说那完全属于大都市的科林斯圆柱或罗可可风格了。这些风格可能是悄悄地渗透进景观之中；但是，土地本身不再有一丁点的创造力了——它只有无言的厌恶。农民和他的住处本质上还是哥特式的，且直到今天还是哥特式的。希腊的乡村保存了几何风格，埃及的农村保存了古王国的型式。
尤其重要的是，城市的“风貌”的表现总有一段历史。这种面貌的表现游戏其实差不多就是文化自身的精神历史。最初，我们拥有的是哥特式的或其他早期文化的小型原型城市（proto…cities），它们几乎淹没在景观之中，它们一直是一些真正的农舍，拥挤在一座城堡或神殿的脚下，而且没有任何内在的变化就变成了城镇的房屋，仅仅在某个意义上，它们的四周是邻居的房屋，而不再是田野和牧场。早期文化的各个民族逐渐变成了市民，因此，不仅出现了特定的中国式的、印度式的、阿波罗式的、浮士德式的城镇形式，而且还出现了亚美尼亚式的和叙利亚式的、爱奥尼亚式的和埃特鲁斯坎式的、德国式的、法国式的和英国式的城镇观相（town…physiognomies）。于是，就有了一种菲狄亚斯（Phidias）的城市、一种伦勃朗（Rembrandt）的城市、一种路德（Luther）的城市。这些名称，以及格兰那达、威尼斯、纽伦堡等名称，本身就能立即唤起一些十分确定的意象，因为文化在宗教、艺术和知识中所产生的一切，就是在这些城市中产生的。那引发十字军远征的，仍是骑士的城堡和乡村的修道院的精神，而宗教改革则是城市的，是属于狭窄的街道和具有陡削山墙的房屋的。叙述和歌唱血统的伟大史诗属于行宫和城堡，但觉醒了的生命借以省察自身的戏剧却是城市的诗歌，至于伟大的小说，则是以世界城市为前提，它通过解放了的才智来环视人类的所有事务。除了真正的民歌，唯一的抒情诗就是城市的抒情诗。除了“永恒的”农民艺术，唯一存在的就是城市的绘画和建筑，可它们只有一种迅速的和转瞬即逝的历史。
这些石头砌成的风貌已经在它们的光的世界中与市民本身的人性结成了一体，并且像市民一样，它们整个地就是眼光和才智——它们所说的形式语言多么的不同凡响，多么不同于景观中乡村的呢喃！我们且看一下大城市的掠影：它的屋顶和烟囱，地平线上的塔楼和圆屋顶！只要看一下纽伦堡或佛罗伦萨、大马士革或莫斯科、北平或班奈瑞斯（Benares），我们会看到一种何样的语言！我们若不知道古典的城市在南方的正午下、在清晨的云朵中、在星光璀璨的夜间所呈现的壮观景象，我们对这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