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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属于种族，而不是像宗教和科学那样属于具有其空间的、因果的张力的语言；它们尊重的是事实而非真理。有经济的命运，如同有政治的命运一样，而在科学以及宗教的学说中，则只有无时间的因果联系。
因此，生命有与历史相适配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态”。它们相互叠复、相互支持、相互对抗，但政治状态无条件地是第一位的。生命的意志就是要保存自己并出人头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强，以便出人头地。但是，在经济的适配状态（fitness）中，存在的川流是因重视自己而适配，而在政治的适配状态中，它们是因重视他人而适配。这对于所有的生物族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植物到昆虫，再到那在空间中最自由地活动的世人，都是一样的。获取营养与取得胜利——生命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高贵程度的差别，在它们与死亡的关系中可以识别出来。世上再没有一种对比有饥饿而死与壮烈牺牲之间的对比那么深刻的了。从经济的方面看，生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总是因饥饿——还应包括可能性的受阻、境况的窘迫、黑暗、压力，它们并不亚于字面意义上的饥饿——而受到威胁、凌辱和贬损。有许多民族因为生活的颠沛流离而整个地丧失了其种族的张力。在这里，人们因某些事物而死，而非为某些事物而死。政治让人们为了一种观念而牺牲，让他们为一种观念而倒下；但是，经济仅仅是使他们消耗而尽。战争是所有伟大事物的创造者，饥饿则是所有伟大事物的毁灭者。在战争中，生命因死而得到提升，常常被提升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高度，仅仅那种力量的存在就可以保证胜利，但在经济生活中，饥饿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唤起的是一种丑恶的、卑下的、全然非形而上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一种文化的高级的形式世界会陷入可悲的崩溃，人类这种动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赤裸裸的斗争就会开始。
所有历史体现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双重意义，在早先的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有一种私人的历史，把“空间里的生命”表现为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殖系列；还有一种公共的历史，它把那种生命当作一种政治上“合乎形式”的东西加以捍卫和保护——这就是存在的“纺锤方面”和“刀剑方面”。它们就表现在家族和国家的观念中，而且还表现在家庭的原始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保护婚床的那些善良的神灵——古罗马每家每户的护身神革尼乌斯（Genius）和天后朱诺（Juno）——都受到门神雅努斯的保护。对于家族的这种私人历史，经济现在就隶属于它。一种繁荣生活的持续是与这历史的力量分不开的；它的生育与怀孕的秘密，在其生殖力强盛的、扎根于泥土的、健康的和丰产的农民族系的最纯粹形式中可以看到。并且，如同在（禁止）的形式中（禁止）是与循环器官联系在一起的一样，家庭的中心在另一意义上是由神圣的灶神即维斯塔形成的。
因此之故，经济史的意义全然不同于政治史的意义。在政治史中，前景为伟大的个体命运所占据着，它们其实是在其时代的有约束力的形式中完成自身的，但它们各自在本质上严格地是个人的。而经济史和家族史所涉及的是形式语言的发展过程；一切偶尔发生的和个人性的事情都是不重要的私人命运，只有为成千上万的情形所共有的基本形式才是重要的。但是，即便如此，经济也只是一种基础，因为无论如何，只有存在才是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不是那种某一个人或民族“处于良好状态中”、营养充足和丰产，而是为何他或它是如此；人在历史世界中爬得越高，他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追求内在象征和表现力的意志，就越是显著地超出这样的经济生活所具有的形式和深度方面的一切事物。只有随着文明的到来，当整个的形式世界开始衰落时，单纯的生命保存才开始赤裸裸地、坚持不懈地自行表现出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样一种不知羞耻的迂腐论断，即认为“饮食男女”是生命的驱动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生命开始意味着不是精力弥满地去完成某个任务，而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问题，是追求舒适和安逸、“面包和马戏”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把经济政策本身当作目的去代替伟大的政治。
由于经济属于生命的种族方面，故而它跟政治一样具有一种习俗伦理而不是道德——这又是贵族与僧侣、事实与真理的区别。一个职业阶级，跟一个等级一样，对好与坏（而不是善与恶）有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就不会有荣誉、法律。对于那些经营于经济生活的人来说，荣誉也是一种中心标准，因为它对什么是“正确的事”有着机智而良好的眼力——这与那构成关于尘世的宗教沉思之基础的罪的观念是迥然不同的。在经济生活那里，不仅在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当中存在着一种十分确定的职业荣誉感，而且在店主、出口商、银行家、买办，甚至，如我们都知道的，在小偷和乞丐——当他们中有两三个人觉得自己属于同行的时候——当中，也存在着同样确定的高下之分。还没有人论述或写出这些习俗伦理，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像各处及各个时候的阶级伦理一样，它们只在成员的圈子中是有约束力的。伴随着那些高贵的美德一起，如忠诚和勇敢、侠义和友谊——它们在每一职业社会中都可看到——也出现了关于勤勉、成功和劳动的轮廓清晰的观点，以及一种惊人的区别意识和优越感。这类东西也是人所具有的——但对它们所知甚少，因为习俗只有在它被违背的时候，才会被人们明确地意识到——反之，宗教的禁律则是一些无时间的、普遍有效的、但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一个人必须先学会它们，才能懂得它们或努力遵守它们。
宗教禁欲主义的原理如“忘我”、“纯洁”等在经济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真正的圣徒来说，经济本身就是罪恶的，它不仅让富人追逐利益和快乐，而且让穷人心生嫉妒。有关“原野的百合花”的谚语，对具有浓厚的宗教（以及哲学）情怀的人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存在的整个价值是超乎经济和政治以及“此世”的其他所有事实之外的。我们在耶稣的时代、圣伯纳德的时代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的心灵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第欧根尼（Diogenes）和康德这类人的生活方式中看到这一点。因此之故，人们自愿选择贫困和云游，隐居在密室或书斋。而经济活动从未在一种宗教或哲学中出现过，它总是只在一个教会的政治机构或一个理论团体的社会机构中出现；它永远是对“此世”一种妥协，是表示权力意志存在的一种标志。
二
那可以称之为植物的经济生活的要素是在植物之上和之中被完成的，没有了它的存在，植物本身就不过是某一自然过程的舞台和无意志的客体。这种要素也是人类的经济生活的基础，它仍不可改变地保持着其植物的和梦幻的性质，以循环器官的方式追求它的无意志的（在这点上，几乎是外来的）生存。但是，当我们进而看看在空间中自由地活动的动物界的时候，存在就不再是孤独的了——它有醒觉存在、领悟的能力伴随着，因此不得不以独立思考作为保全生命的准备。在这里，开始出现了生命焦虑，随着感官的日益敏锐，开始产生了触觉和嗅觉、视觉和听觉；并立即投身于旨在搜索、搜集、追求、诈骗、偷盗的各种空间活动，这些活动在许多动物物种（诸如海狸、蚂蚁、蜜蜂、大量的肉食禽兽）身上发展成为一种初级的经济技巧，而这种经济技巧又是以一种反映过程为前提的，因此亦是以理解力从感觉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为前提的。人之真正为人，是因为他的理解力已经摆脱了感觉，是因为他的思想已创造性地介入了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女人对男人的所使用的伎俩还是十分动物性的，同样地，农民在贪图蝇头小利方面的狡黠也是如此——两者与狐狸的狡猾绝无差别，两者都有一瞥之间便能看透牺牲品的秘密的能力。但是，在这种狡黠的上面，这时随之出现了这样的经济思维，如播种土地，驯养动物，改变、品评及交换物品，寻找成百上千种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保全生命，以及把对环境的依赖转变为环境的控制等。这些乃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