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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真正的力量。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限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这些伟大的一般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理论即是福音书。而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并不是仰赖于逻辑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脱除影响、严肃地验证理论的超脱能力——而是仰赖于它们的关键词所具有的神秘本质。同时，这些理论的魔力局限于大城市的居民，局限于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宗教”的理性主义时期。对于农民，它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对于城市群众，它的影响也只能延续较短一段时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它却具有新的天启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皈依它，狂热地迷恋着它的词句及其传道者，甚至到营寨、战场和绞架上去献身；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批评则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该死的。
但也正是因此，像《社会契约论》和《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在强有力的人们手中，就成了动力最强的动力机——这些人爬到了政党生活的顶峰，知道如何去形成和利用被支配群众的信仰。
然而，这些抽象的理想所具有的力量，在时间上很少能超过属于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纪，它们的终结不是由于辩驳，而是由于厌倦——这种厌倦早就杀死了卢梭，不久也将杀死马克思。人们最终要放弃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对任何形式的理论的信仰以及伴随着它的那种情感式的乐观主义，例如18世纪的那种认为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可通过概念的运用而得到改善的乐观主义。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为了获得一个明智而美好的结果而界定和融合各种古典宪法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倾听着，柏拉图本人还试图依照一个观念论的处方去改革叙拉古——结果是把这个城市引向了毁灭的深渊。在我看来，同样确定的是，把中国南部各国引入不良状态并最终把它们推向秦帝国主义怀抱的，也是这种哲学实验。雅各宾党人对自由和平等的狂热，致使法国从执政府时开始就永远被交到了陆军和证券交易所的手中，而每一次社会主义暴动只会给资本主义指出新的道路。但是，当西塞罗为庞培写作他的《论共和国》时，当萨卢斯特（Sallust）为恺撒写作他的两篇咨文时，就再也没有人给以关注了。在提比略·革拉古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来自斯多葛主义的狂热信徒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此人后来在同样把帕加马的阿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cus）引向毁灭之后自杀了；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时，理论已成为陈腐的课堂练习，从此以后，权力、且唯有权力才是重要的。
对我们来说——请不要对此有误解——理论的时代也正在走向它的尽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体系全都出现于1750年至1850年之间。马克思的体系已经出现半个世纪了，而至今还没有继承者。它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本质上意味着民族主义已达到了其最后的逻辑终点；因此它是一个结束语。但是，如同对卢梭的人权论的信仰自（可以说）1848年起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一样，对马克思的学说的信仰自世界大战起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当我们把法国大革命时对卢梭的观点至死不渝的虔诚同1918年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他们在其追随者面前和在其追随者当中不得不保持连他们自己都不再坚信的信念，这不是因为观念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依存于观念的力量的缘故——加以对照的时候，也会看出道路的前景，在那里，仍然以纲领形式存在的东西注定要被弃之一旁，且从此以后会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纯粹障碍。对纲领的信仰是我们的祖辈的标志和荣耀——在我们的子孙辈那里，它将成为地方主义的一个明证。取代它的是一种新的、甚至现在其萌芽还正在发展中的听天由命的虔诚，这种虔诚源自备受折磨的良心和精神饥渴，它的任务将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今世，这个新的今世只探索秘密，而不探索明亮如赤的概念，并最终将在“第二信仰”的深处找到这些秘密。
四
这是伟大的事实上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且是字面上的方面。现在还须考虑其另一方面，即决定性的方面，种族的方面。民主政治的战士中若是没有真正具有领导天赋的人，那它就还只是停留在人们的心中，还只是停留于纸面上；对于这些具有领导天赋的人们来说——虽则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且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人民不过是一个对象，理想不过是一个手段。所有的，甚至是最不负责任的煽动方法——实质上，煽动与旧制度的外交完全是一丘之貉，但它设计了一支管乐乐队而非古老的宫廷音乐的乐队，为的是应用于群众而非应用于王公大臣，应用于粗野的舆论、情感和意志爆发，而非应用于有选择的心灵——都是由诚实而讲求实际的民主派设计出来的，传统的政党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方法。
然而，民主政治的进程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些深得人心的宪法的制定者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设计的实际作用——罗马的“塞尔维乌斯”（Servian）宪法的制定者和巴黎的国民议会的创始人都没有想到过。由于他们的这些形式不像封建主义那样是生长的结果，而是思想的结果（而且也不是以对人和事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是以正义和公正的抽象观念为基础），于是，在法律的理智方面与那些在法律的压力下悄无声息地形成的实际习惯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这些实际习惯或是使法律适应实际生活的节奏，或是防止它们违背实际生活的节奏。只有经验曾经给过人们这样的教训，即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只有在整个发展终结时，这一教训才会被人们所吸收。选举权越是近于普及，选民的权力就越小。
在一种民主政治开始的时候，阵地只为才智之士独占着。除了1789年8月4日的夜间会议和网球场宣誓，或除了1848年5月18日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会议，历史再也没有表现什么更高贵、更纯洁的事件——当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们，对普遍真理争论得太久，以致具有现实性的力量得以重整旗鼓，把这些梦想家抛在了一边。但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势力也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并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的权利。选举权甚至应当大体像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去使用，这样的想法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缺乏任何有组织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其财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影响选民。一当这样的领导出现了，投票除了成为群众对个别组织运用谴责的权利外，就不再有任何别的意义，它对于这些个别组织的结构最后连一点点积极的影响也没有。这同样适用于西方宪法的理想主题，即群众的基本权利就是去推选自己的代表——这只是纯粹的理论，因为实际上，每一发展起来的组织都在不断地招募队伍。最后出现了一种感觉：普选权中根本没有有效的权利，甚至连在两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因为那些在其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强有力的人物，通过金钱，控制了所有言论和出版的智性机器，而且能够一方面越过政党随心所欲地指导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委任权、影响力和立法权去创建一个由死心塌地的支持者组成的坚固团体（“预选会”），这个团体排挤其他的人，并在团体内部诱发一种对投票的厌倦感，这种厌倦感最后甚至在重大危机发生时也摆脱不了。
表面上看，西方的议会式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和阿拉伯诸文明的民主政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后面几种文明对普选权的观念是全然陌生的。但实际上，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群众作为一种选民是“合乎形式”的，恰如它曾经作为一种服从的集体——亦即作为某一主体的一种客体——是“合乎形式”的一样，恰如它在巴格达是作为各种教派、在拜占廷是作为僧侣、在别的地方则是作为一支主力军队或一个秘密社团或一个“国中之国”而“合乎形式”一样。自由通常纯粹是否定性的。自由就存在于对传统、王朝、哈里发政权的拒斥中；但执政权立即毫不逊色地从这些制度过渡到了新兴势力手中——政党领袖、独裁者、总统、先知，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对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