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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这一伟大事实的对立面，理性主义现在出现了，并传播开来，我们在前面已将其描述为受过教育的人的醒觉意识的共同体，他们的宗教即是批判，他们的神力不是神而是概念。现在，书本和一般理论开始影响政治了——老子时代的中国、智者派时代的雅典和孟德斯鸠时代的欧洲，都是一样——由它们所形成的舆论，作为一种十分新式的政治因素，开始插足于外交。认为庇西特拉图或黎塞留甚至克伦威尔决定他们的行动是受到了抽象体系的影响，那是很荒谬的，但是从“启蒙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实际发生的情形就是如此。
不过，文明中的伟大概念的历史作用十分不同于设想它们的空想家心目中所呈现的样子。一个真理的效果总是与它的倾向大相径庭。在事实的世界中，真理不过是手段，它们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它们支配着精神因此也决定着行动。决定其历史地位的，不是它们是否深刻、是否正确，甚或是否符合逻辑，而是它们是否说了什么。我们在“口号”（catchword）这一措辞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两三个激动人心的词语之于每一文明化的革命，就犹如某些被活生生地体验到的象征之于青春时期的宗教——圣墓（Holy Sepulchre）之于十字军，基督的实体（Substance）之于尼西亚会议时代。只有口号才是事实——至于它们所由来的哲学或社会学体系的残余，对于历史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作为口号，它们有大约两个世纪是属于第一位的力量，甚至比血统的脉动还要强大，因为在向外扩张的城市的僵化的世界中，那血统的脉动已开始变得黯淡无光。
但是——批判的精神仅仅是从非等级的乱民中产生出来的两种倾向中的一种。同抽象的概念在一起的，还有抽象的金钱，——即脱离了土地的原始价值的金钱；同学术研究在一起的，还有会计室；它们都是作为政治力量出现的。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同源的、不可分割的——僧侣与贵族之间的古老对立，在资产阶级的氛围和城市的框架中还在继续，且尖锐如故。而且，在这两者当中，金钱作为纯粹的事实无条件地高于理想的真理，因为就事实世界而论，正如我刚刚说过的，后者只是作为口号、作为手段而存在。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是指第三等级本身所希望整个地赋予公共生活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知与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事实上都是使金钱发生效力的帮凶，可他们却去绝望地反对金钱，这一战斗真是一出悲喜剧。要尊重大多数人——体现在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则中——如同舆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样，不过是无阶级者的阶级理想。这些都只是理想，而实际上，舆论自由还涉及到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钱的；出版自由则存在一个拥有印刷机的问题，这也是与金钱有关的；随选举权而来的是拉选票，在这里，也是谁花钱，就由谁作主。观念的代表总是只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钱的代表却能对另一方也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钱才能发挥效用。提庇留·革拉古的群众运动之所以可能，全得力于骑士团这一腰缠万贯的党派；而一当那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部分改革被成功地合法化了，他们就会退出，运动就会瓦解。因此，恺撒和克拉苏资助喀提林运动，从而使它不要针对财产而要针对元老院党派。在英格兰，早在1700年，杰出的政治家们就认定说：“在交易所中，人们买卖债券，也买卖选票，人们知道一张选票的价格就像知道一英亩土地的价格一样。”当滑铁卢战争的消息传到巴黎时，法国政府债券的价格开始攀升——雅各宾党人已经摧毁了血统的旧有义务，从而解放了金钱；现在金钱作为土地的主人登台了。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甚或共产主义的运动不是为了金钱的利益、不是按金钱所指示的方向、不是在金钱所许可的时限内进行的——而且，在它的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这一事实有过哪怕一丝的怀疑。心智拒斥一切，金钱指挥一切——当大都市主宰着其他一切时，一种文化戏剧的最后一幕无一不是这样。到最后，心智是没有任何理由埋怨的。因为它毕竟已经取得了胜利——亦即在它自己的真理王国，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书本和理想的王国。它的概念已经成为文明肇始的神圣对象。但是，通过这些概念，金钱在它自己的、只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国也赢得了胜利。
在西方世界的各个国家，第三等级的政治的这两个方面——理想的方面和现实的方面——都是在英国逐渐兴起的。只有在这里，第三等级才有可能避免这样一种必然性，即为了摧毁绝对国家，并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它让自己走向另一种绝对国家。因为在这里，第三等级可以成长为第一等级那样的强大形式，在此它找到了一种已充分发展的利益政治的形式，它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从那种利益政治的形式中借用一种无需改进的传统战术。这里是真正的、根本无法模仿的议会政治的老家，它以岛国地位而不是国家作为其出发点，以第一等级而不是第三等级的习惯作为其背景。进而，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这种形式在巴罗克的全盛时期已经成长起来了，因此在那个时期出现了那种音乐。议会类型和内阁外交类型是完全同一的；它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这种反民主的根源。
但是，也正是在英国的土壤上，理性主义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全都冒了出来，它们与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原则的关系相当紧密——例如休谟就是亚当·斯密的老师。这种理性主义所谓的“自由”，不言而喻，指的是智性的自由和贸易的自由。事实的政治与对抽象真理的热情之间的对立，在乔治三世（George Ⅲ）时的英国是不可能的，可它在路易十六时的法国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曾反驳米拉波说，“我们要的是我们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作为人类的权利，而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法国的革命观念无一例外地接受自英国，如同它从西班牙接受了其绝对君主制的类型一样。法国赋予了两者一种辉煌的、淋漓尽致的形态，被欧陆的广大地区视作典范，但对两者的实际运用，它并没有概念。对资产阶级的口号在政治中加以成功利用，首先得统治阶级有一副敏锐的眼光，能够看透那欲夺取政权、但得到权力后又不能很好地掌握的阶层的心智素质。因此，在英国，这种利用是成功的。但也还是在英国，金钱被毫不犹豫地用于政治中——不是指在西班牙或威尼斯类型中所习见的对个别上层人士的贿赂，而是指对民主力量本身的“哺育”。在18世纪的英国，先是议会选举，接着是当选的众议员的表决，全都被金钱系统地控制着；英国也发现了出版自由的理想，与之同时还发现：谁掌握了出版，出版就为谁服务。出版并不传播“自由”舆论——它只是制造“自由”舆论。
心智与金钱，两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了自由主义（广义上的）；那就是：生命摆脱了束缚于土地的限制——不论这限制是特权、是形式，还是情感——的自由；心智进行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的自由。但是，两方面也都毫不犹豫地把目标指向某一阶级统治，一种根本不承认国家至上的统治。心智和金钱都是无机的，它们需要国家，但不是把它作为高级象征主义的成熟形式加以尊敬，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发动机使其服务于某一目的。因而，这些力量与投石党主义的力量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后者的反应是保卫古老的哥特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存在方式，以对抗闯进来的巴罗克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存在方式——而现在，这两者都处在守势，几乎无法分辨。必须一再强调的是，只有在英国，投石党运动不仅在公开的战斗中解除了国家的武装，而且以其内在的优势解除了第三等级的武装，从而达到了民主政治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