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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这些相反的是浮士德式的僧侣集团，它在公元900年的时候还没有任何深奥的意义或显赫地位，可从此以后，它升至那种崇高的中介角色，原则上位于人类（全人类）与一个大宇宙之间，这个大宇宙通过浮士德式的对第三度空间的热情而被延展到一切可以想象的范围。它通过独身而与历史相隔绝，通过其不可磨灭的性格而与时间相隔绝，它的巅峰之位就在罗马教廷，那代表着所能想象得到的上帝的动态空间的最高象征；甚至新教徒关于一般僧侣的观念也没能摧毁它，而只是使它从一个点和一个人分散到每个个体的信仰者的内心之中。
在每一小宇宙中存在的存在与醒觉存在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这两个等级彼此对立。时间力图吸纳和制服空间，空间也力图吸纳和制服时间。精神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在结构与倾向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之间任何的调和甚至相互理解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会变成世界历史的表现。在中国，它推进了“道”的观念，认为贵族理所当然应在首位。在印度，空间作为无限的、不确定的东西的概念也要求僧侣居于首位。在阿拉伯文化中，麻葛式的世界感原则上包括把信仰者的世俗的有形社会的所有物看作是伟大的共通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宗教的与世俗的政体、法律和统治权的统一体。在这两个等级之间，并非没有摩擦；远不是这样；在萨珊帝国，狄汗人（Dikhans）的乡村贵族与麻葛僧徒之间常常发生血腥的斗争——有时甚至君主都被杀害——而在拜占廷，整个5世纪都充满了皇权与僧侣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形成了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之间不曾间断的论战背景。但是，对于两个等级之间基本的相互联系，人们并无争议。
古典世界厌弃任何意义上的无限，在那里，时间被还原为当下时刻，广延被还原为有形的单位实体；结果，伟大的象征等级都意义尽失，相比较于城邦——它以最强烈的可想象得到的形式体现了古典的原始象征——而言，它们根本算不上是独立的力量。反之，在埃及人的历史中——那是以同等力量追求时间和空间之悠远的历史——这两个等级及其象征意义之间的斗争，直至完全费拉制的时期仍一直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因为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的过渡也伴随着僧侣的世界感对骑士的世界感显见的胜利；法老由充当最高神的（禁止）和容器变成了它的奴仆，拉神的圣殿无论在建筑结构上还是在象征力量上都胜过统治者的陵墓。新帝国在经历其几任伟大的“恺撒”之后，便立刻目睹了底比斯的阿蒙僧侣在政治上的独裁，接着又是“异端”国王阿蒙奥斐斯四世（阿赫纳顿）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可以无误地感受到一个政治的方面和一个宗教的方面——直到军人等级和僧侣等级之间经过漫长的冲突之后，埃及世界才在异族统治之下终结了。
在浮士德文化中，两个势均力敌的高级象征之间的战斗是以大致相同的精神进行的，不过热情要比在埃及更高一些——因此，从早期哥特时期开始，国家和教会之间似乎只有休战，而绝无和平之可能。但是，在这一冲突中，对醒觉存在的擎制可以说明一切——醒觉存在总想摆脱对存在的依赖，可又不可能做到。精神需要血气，但血气并不需要精神。战争属于时间和历史的世界——智性之战不过是采用理性的战斗，不过是一场争辩——因此，一个战斗教会必定要从真理的世界迈向事实的世界——从耶稣的世界迈向彼拉多的世界。并由此，战斗教会就变成了种族历史的一个因素，要从属于生命的政治方面的构形力量。从早期的封建主义到现代的民主政治，它都在用刀剑和大炮、毒药和匕首、行贿和叛变，总之是用当时党派冲突中所使用的一切武器投入战斗。它为了世俗的利益而牺牲信仰的信条，它与异端和非信徒结盟去反对正统权力。罗马教廷作为一种观念有其自身的历史，但这与6至7世纪出身于叙利亚和希腊、作为拜占廷总督的教皇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与他们后来的演变成拥有成群的隶农的有势力的地主没有任何关系；与早期哥特时期的“圣彼得教会”（Patrimonium Petri）没有任何关系——那不过是一个操控在坎帕尼亚地区（Campagna）的大家族＇科伦那（Colonna）、奥尔西尼（Orsini）、萨维利（Savelli）、弗兰基潘尼（Frangipani）＇的手中的公国，这些大家族轮流地推立教皇，直到最后，一般的西方封建主义也在这个地区盛行起来，而罗马教廷的职位（Holy See）也成为罗马贵族家庭内部授封的一个对象，以致每一任新教皇就像一个德意志或法国国王一样，不得不首先确认其作为附庸的权利。1032年，图斯库卢姆（Tusculum）的伯爵们提名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作教皇。在那时，在罗马城区的古典废墟的中间和上面，修建了八百座城堡塔楼。1045年，有三个教皇分别据守在梵帝冈宫、拉特兰教堂和马焦雷圣母院（Santa Maria Maggiore），并得到他们的贵族支持者的保护。
就在这时，城市及城市自身的心灵也随之出现了，它首先从乡村的心灵中解放了自己，接着将自己建立为等同于乡村心灵的东西，最后还力图压制和消灭乡村心灵。但是，这一演变是在各种生活中完成的，因此它也是等级历史的一部分。城市的生活（city…life）是这样出现的——通过这些狭小居民区的居民而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心灵，并逐渐意识到城市里面的生活是不同于外部的生活的——于是个人自由的魔力立即开始发生作用，并把越来越多的新的生命之流纳入到城市围墙之内。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想要成为城里人和宣扬城市生活的热情。也正是这种热情，而不是物质的考虑，导致了古典世界拓殖时期的狂热，这种狂热我们在其最后的流风余韵中仍可识别出来，把它完全说成是拓殖其实并不是很正确。因为它是城市人的一种创造的热情，自公元前10世纪（及其他文化的“同时代”）起，这种热情把一代又一代人吸引到新生活的魔力之下，伴随着这种新生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由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根源不是政治的（更不是抽象的），而是获得表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城市围墙里面，对于土地的植物性依附已经停止；贯穿整个乡村生活的线索已经中断。因此之故，自由观念一直包含着一种否定性；它是要使人们从某种东西中获得释放、拯救、保护，它始终想要使人摆脱某种东西。城市即是这种自由的表现；城市精神即是获得了自由的理解力，在晚期阶段以自由的名义突然涌现了各种智性的、社会的和民族的运动，其中所出现的一切，都可以在摆脱对土地的依附这一原初的事实中追溯出它的源头。
但是，城市比“市民”更为古老。它首先吸引的是那种行业阶级，它们一直处在象征性的等级之外，可当城市出现以后，它们就作为行会而定形了。接着，它又把两个原始的等级吸引了进来；少数派的贵族把城堡搬进了城廓，方济各会士也把他们的修道院移了进来。可是，内在的东西没有什么改变。不仅教皇的罗马，而且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几乎所有城市，到处都是各个家族的武装塔楼，他们就从那塔楼里鱼贯而出到街上斗殴火拼。在14世纪锡耶那（Siena）一幅著名的壁画里，这些塔楼就像工厂的烟囱一样矗立在市场四周。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宫殿，如果就其内部的欢乐生活而言，它简直就是普罗旺斯宫廷的继承人；如果从它的“用粗石料砌成的”正立面来看，它不啻是法国和德国骑士们一直在山丘上修建的哥特式城堡的一个支流。事实上，那种新生活只是缓慢地分离出来的。1250～1450年间，在整个的西方，移民家族面对着行会集结成了一个城市显贵团体（patriciate），这样一来，他们就在精神上和在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