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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伦理；它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和成长起来的东西，是一种情感和有机的逻辑。与之相对照，道德从来不是现实的存在（因为，如果它是，那整个世界就成了圣人般的世界了），而是一种在意识中徘徊不去的永恒的需要——并且，按照假设，是在所有人的意识中徘徊，而不论实际的生活和历史究竟有何差异。因此，所有的道德都是否定性的，而所有的习俗伦理都是肯定性的。在后者那里，“没有荣誉”是最糟的，在前者那里，“无罪”是最高尚的，对于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
荣誉是所有活生生的习俗伦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其他的一切——忠诚、谦逊、勇敢、侠义、自持、果断——都包含在它里面。荣誉是血气的问题，而不是理性的问题。人无法思考荣誉的要点——可以思考的就已经不是荣誉了。就生命、时间、历史而论，失去荣誉，就意味着那些东西被清除了。一个人的阶级荣誉，一个人的家族荣誉，男人和女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民族荣誉，一个人的国家荣誉，农民、士兵甚至匪徒的荣誉——总之，荣誉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尊严的、优美的和高贵的。荣誉属于有方向的时间，如同罪恶属于无时间的空间一样。一个人有荣誉，就如同他有种族性。与此相反的是具有忒耳西忒斯（Thersites）品性的人，是心灵混沌的人，是流氓无赖，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甘受侮辱、忘掉屈辱、在敌人面前畏畏缩缩——所有这些都表示生命已变得没有价值，成了多余。但是，这与僧侣的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僧侣的道德决不以降格为代价去苟且偷生，而是摈弃生命、弃绝生活，并因此附带地弃绝荣誉。如前所述，每一件道德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一桩苦行，是对存在的一种抹杀。事实上，它是超越于生命的领域和历史的世界之外的。
四
在这里，有必要作出一些预测，去考虑一下世界历史（尤其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和文明肇始时期）是从何处得到它的丰富多彩的色彩及其事件的深奥的象征意义的。原始等级，即贵族和僧侣，是生命的两个方面最纯粹的表现，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表现。在很早的时代——实际上，原始时代本身就常有这种预兆——就已经有了其他存在之流与醒觉联系，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获得了生动的表现，并且，它们一旦与这二者结合起来时，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或社会的那种十分完整的东西。
如果说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那么贵族就是宇宙性的和植物性的（因而其与土地是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贵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中，建立在土壤之上——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贵族是一种超级的农民。财产的观念正是从这种宇宙性的约束中产生出来的，而对于在空间中自由活动的小宇宙来说，这种观念是完全陌生的。财产是一种原始的情感而不是一种概念；它属于时间、历史和命运，而不是属于空间和因果律。它不能逻辑地建立，而是就在那里。“占有”源始于植物，而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它自行繁殖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历史就包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因而，财产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始终是土地财产，想把其他获得物变成土地的冲动便是强健的族系的一种证明。植物占有它所扎根的土地。那块土地就是它的财产，它竭尽其整个存在的全部力量来保卫它，来抵抗异类的种子，抵抗那些遮盖它的毗邻植物，抵抗整个的自然。同样地，一只鸟儿也会保卫它孵雏的小巢。为了财产而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不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不是在富与穷之间，也不是为了可移动的物产，而是在植物世界萌苏之初发生的。当一个人在树林中感觉到他周围的一切在静默地、无情地为了土壤而日以继夜地奋战时，他定会因那几乎和生命本身同一的冲动的深度而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成年累月的、顽强的、酷烈的角斗，是弱者对强者的绝望的抵抗，它一直要持续到两败俱伤为止——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原始的人类当中，当一个古老的农民家族被逐出他的土地、他的窝巢，或者一个贵族世家被金钱势力连根拔掉，更确切地说，被从根砍断时，才可与之相比。在后来的城市中出现的更为醒目的冲突具有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意义，因为在这里——在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中——为之争战的并不是占有的经验，而是纯粹作为物质手段的财产的观念。否定财产并不是种族的冲动，而是圣徒、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的纯粹智性的、都市的、无根的、反植物的醒觉意识的纸上谈兵。同样的理性促使隐居的出家人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不论他的名字是墨翟、芝诺还是马克思——去摈弃植物性；同样的情感迫使具有种族性的人去保护植物性。在这里，和以前一样，事实和真理又是对立的。“财产是贼赃”，这句话是旧思想的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的形式：“一个人若是为赢得整个世界而丧失他的灵魂，对他又有何益处呢？”当僧侣放弃财产时，他放弃的是危险的身外之物；当一个贵族这么做时，他放弃的是他自己。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财产观念所体现的情感的二重性——作为权力的占有和作为猎获物的占有。这两者在具有种族性的原始人那里是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贝都因人或北欧海盗都想二者兼得。海上英雄常常也就是海盗；每一次战争都与占有有关，尤其是与占有土地有关。但是，骑士变成绿林豪杰，冒险家变成征服者和国王，只有一步之遥，俄国的诺曼王罗立克（Rurik）、荷马时代的许多亚该亚海盗和埃特鲁里亚海盗，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英雄诗歌里，我们发现，跟赢得战争、获得权力和女人的强烈的自然的满足，以及与喜悦和忧愁、愤怒和爱情的尽情发泄并存的，是对“占有”的莫大愉快。当奥德修斯乘船回到家乡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他船上的财宝；在冰岛的英雄传说中，当农民希尔玛（Hjalmar）和奥尔瓦罗德（Ö；lvarod）彼此发觉对方的船里没有财物时，他们马上就放弃了决斗——为了自尊和荣誉而战的人，若就其所受的痛苦而言，就是一个傻子。在印度的英雄史诗中，热衷于战斗就意味着热衷于牲畜；公元前10世纪“拓殖”的希腊人最初就是诺曼人那样的海贼。在公海上，一只外国船天然就是一份好奖品。但是，从公元200年时南阿拉伯和波斯的武士们的争斗中，以及从公元1200年时普罗旺斯的男爵们的“私人械斗”中——比起抢夺牲畜，这些还算不了什么——在封建时代的末期，发展出了真正的战争，发展出了以取得土地和人民为目标的大战。所有这些最终把贵族文化带到了“它的形式的顶端”，可是，相应地，僧侣和哲学家却不以为然。
随着那种文化升至它的绝顶，这两种原始的冲动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相互的敌意也随之出现了。这一敌意的历史几乎与世界历史是同一的。从权力欲产生出征服、政治和法律；从掠夺欲产生出贸易、经济和货币。法律是当权者的财产。他们的法律即是所有人的法律。金钱是掠夺者最有力的武器：有了它，他就能征服世界。经济喜好并欲望有一个软弱而为它所驱使的国家。政治则要求经济生活与国家相适应并服从国家的管辖——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的文化在一开始都有一个战争贵族和一个贸易贵族，然后是一个土地贵族和一个金钱贵族，最后是一种军事的和一种经济的战事管理以及以金钱对抗法律的永无休止的斗争。
另一方面，僧侣与学者同样也分开了。两者的方向都不是指向事实，而是指向真理；两者都属于生命的禁忌方面和空间。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所有宗教的根源，而且是所有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根源。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与神圣的因果律相对的尘俗的因果律。“尘俗”是“宗教”的一个新的对立概念，后者迄今一直把学问只当作一个婢女看待。整个晚期批判，它的精神，它的方法，它的目标，都是尘俗的——甚至晚期神学也不例外。但是，虽然如此，所有文化中的学问还是不变地以先前僧侣的形式前进着——这表明它只是矛盾本身的产物，表明它在每个细节上是多么依赖且仍将依赖原始形象。因此，古典科学就寄寓于奥菲